元朝允许汉人考取进士吗?

以下资料来源于《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1333年的科举,始于春季,最终的殿试结束于当年的阴历九月,年轻的皇帝刚从上都返回大都不久。这是在元朝统治下的一次举行的允许各民族人士参加的科举考试,显然体现了对科举兴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广。 【说明:元仁宗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每三年一次,元朝考试分蒙古色目为左榜,汉族为右榜。】 那年考中进士的人名单保存至今。从名单中可以看出,50名汉人的平均年龄比50名非汉人的年龄要大一些,平均岁数分别为31岁与28岁。此外,92%的汉人已婚,而非汉人已婚的则是74%。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士跟汉人结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亲为汉人的占58%,而已婚的那些人中近70%是娶汉人为妻。不论民族成分如何,每个中式者授予的第一个官职均是职位差不多的地方官。 在非汉人名单上名列榜眼的叫余阙,河南人(译者注:元庐州人,今安徽合肥),其祖先是不出名的唐兀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这类出身不显赫的非汉人青年来说,科举最可能成为通向名誉和富裕的途径。后来余阙成为一位出色的地方官与改革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精通汉族文学,他的著述保存至今。 因此,1333年进士题名录恰逢其时地表现了一定时间内反映元朝官僚机构特征的一些缠结在一起的分裂与融合情况:制度化的民族不平等以及与此并存的普遍通婚现象;征服民族在吸收它所占领的土地上被统治人民的道德观念、文学传统以及行政管理传统;汉族上层则主动、积极地介入了统治他们的外族王朝。” 元代蒙古色目进士与蒙汉通婚 元仁宗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每三年一次,直到1366年最后一次。中间因为元惠宗早期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 元朝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一共录取进士1139人。(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284人,总计为1423人。 有人认为,元朝科举三年一考,是元朝对科举的不重视,其实不然,从宋英宗开始,科举考试都是三年一科,明清亦然。 元朝是第一个分民族进行考试的朝代,后来被清朝继承,清朝也分汉族和八旗。 元朝考试分蒙古色目为左榜,汉族为右榜,由于考试题均为汉文化考试,因此,蒙古色目参加科举考试,对于蒙古色目贵族的汉化起了一定作用。 元朝是一个比较注重门第的朝代,科举考试为打破门第观念,起了一定作用。许多布衣因此步入官宦。而这里面,许多蒙汉通婚的蒙古色目人,由于汉文化方面的便利,因此在蒙古色目考试中中榜。 元朝并不禁止异族通婚,而且立法加以规范。事实上,各族间通婚颇为频繁,而族际通婚不仅促进血缘融合,而且与蒙古,色目人的汉化具有密切关联。 蒙古,色目人与汉人联姻常促成其家庭之汉化。嫁与异族的汉族妇女中,不少略谙诗书,往往遵循汉人价值观念,督促子女读书习文。因而蒙古,色目家庭与汉族联姻与其在科举中的成败之间亦颇有关系。 自婚姻关系言之,甚多蒙古,色目进士的家族早已与汉族建立密切的通婚关系,嫁入蒙古,色目家庭的妇女不少来自汉族士人之家。这些汉族妇女往往知书识礼,对其子孙的文化取向及登科应举的动向具有重要影响。 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哈剌台之曾祖母张氏为黄冈儒者张泰鲁之女。张氏女对其子孙影响颇大。苏天爵撰〈元故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说: “初,皇庆科举诏下,哈剌台甫十馀岁,县君(张氏)呼而教之曰:「我昔居父母家,岁时亲戚小儿来者,吾亲必祝之曰:『长大作状元!』自我为汝家妇,恒在军族,久不闻是言矣!幸今朝廷开设科举,汝能读书登高科,吾复何恨」於是悉资给之,俾从师受业。泰定三年(1326)策试进士,哈剌台果中第二甲第一人。” 可见入嫔异族的汉族妇女常将唐宋以来中原盛行的「状元情结」灌输於其子弟。张氏孙男七人中,除哈剌台外,又有三人亦「治进士业」,应该都是受此汉人婆婆的影响。总之,出身汉人士族的妇女往往知书达礼,往往鼓励子孙读书应举,以求光大门楣。 根据统计,蒙古进士之母为汉族者占总人数的68。2%,妻子更高达71。4%,色目人通婚比例较低,母亲为汉族者为54。5%,妻子为汉族者则为50%,都在半数以上。 从社会观点来说,大多数进士是蒙古,色目族群中传统菁英家族的延伸。从文化观点来说,蒙古,色目进士则是其族群中汉化最深的一群。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直到1368年元惠宗(元顺帝)逃离大都,元朝从未立法禁止不同民族间通婚,不同民族间通婚非常频繁,关于蒙汉通婚例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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