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

    出国购物，最大的感慨是，标注“MADE IN CHINA”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障，而且，价格比国内便宜好多。到美国时，我曾经对十几种商品的价格与国内进行比较，发现价差最大的超过了50%。也难怪，国人为何在国外一掷千金，大包小包往回拎了。
    问题是，“MADE IN CHINA”的商品，漂洋过海，何以比国内还便宜呢？
    这是一个奇怪但并不有趣的现象。畸形的现象，必有畸形的根源。
    商品在出厂以前，并没有明显区别。区别在出厂后。
    国内的商品虽然没有远渡重洋，但是，历经重重运输关卡，运输成本外加各种乱罚款、乱收费，累加起来，比国际运输路线更昂贵。据报道，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了全世界70%。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设1个收费站。收费站的密集发展挤压了原本作为公共产品存在的免费公路的空间，提高了商品的运输成本。更有甚者，一些职能部门滥用权力，动辄对运输车辆敲诈勒索，所有这些成本，都被转嫁给了消费者。
    过了公路关卡，面临着高昂的进场费。商品无论进入商场还是超市，就面临着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毛利补差、条码费、端头费等等，另外还有促销活动中的条幅、花篮、空飘、地贴、墙贴、灯箱、DM特别广告、人员管理等费用。除此，还有各种暗箱操作的费用，否则，自己的商品就可能被摆放在极偏僻的位置。无孔不入的腐败，加大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
    由于商场、超市收取了远高于国外同业者的费用，获取了更高的利润，根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理，这些都被纳入到价格当中，转嫁给了消费者。
    再一个是由诚信缺失增加的成本。国外的商家与生产厂家打交道，诚信度一般都比较高，合同一旦签订，大都会认真执行。这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而生产厂家与国内的商家打交道，经常面临着账款拖欠，迟迟追讨不回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厂家大都会提高价格，而这些成本也基本上都转嫁给了消费者。
    除了这些原因，货币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妨以中美两国的货币量做比较。2010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为67.39万亿元（折合9.9万亿美元），2010年6月末，美国M2是8.6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美国多出1.3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1月，中国的M2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71.03万亿，比美国已高出20%多。成为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货币总量最多的国家。
    这意味着，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或者说，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被严重高估的，当高估的人民币兑换成相对低估的美元等外币去购物，就会感觉到物价极其便宜（人民币超发的严重性数倍于美元）。正是汇率的扭曲，使得出国后，以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后购买的商品价格反而更便宜。由此可见，人民币并无任何升值的空间。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中国制造”在国内比国外贵的现象，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时寒冰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其地位无可比拟。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王朝的更迭，往往与通货膨胀尤其粮价的上涨有关。有研究者曾感慨道，倘若产量巨大的土豆、红薯不是在明末清初才引进，而是更早时出现，中国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因此，食品类价格上涨，城市民众倍感生活压力（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政府也紧张万分。于是，“国十六条”问世，意在去除粮价、菜价、肉价等的投机之翼。
    我们有必要知道，投机之翼在哪里？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份粮价研究报告，认为：2009年，国际投机资金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属、油脂类商品中，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2010年有可能借机转投前期涨幅较小、目前价位较低的粮食品种，粮食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推高粮价。
    果如所料，粮价在2010年，显得势不可挡。
    实际上，即使没有热钱涌入，国内的流动性问题亦不可小觑。中国货币供应量的飞速增长（媒体报道称超发43万亿元），决定着，相关资金必然要寻找流向。房价一调控，资金稍微流到农产品中去，就会激起波澜。食品类价格由此拉开上涨序幕。
    问题是，农民是粮食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吗？国内粮价常年低于国际价格的状况对农民的伤害，又有谁去真正关注呢？当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大片耕地吞噬，当怀揣暴利的开发商冷酷地转身离去，作为粮食的提供者，农民的利益被置于何处呢？
    悲哀之处在于，粮价上涨，农民难以受益。中国的粮食流通环节侵占了绝大部分利润，农民只是获取一点蝇头小利。而粮价下跌，农民则是最直接的受损者。一旦农民的积极性遭受重挫，谁来支撑起粮食的供应呢？
    当人们把矛头指向投机者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任何炒作都面临着各种风险，一旦失败，数以亿计的资金，将灰飞烟灭。因此，在流动性充足的前提下，决定投机严重程度的其实在于风险的大小。投机者为什么敢于炒作？谁为他们提供了动力？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一直非常高。像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农场主的收入80%左右源于政府补贴。不妨看一个具体的例子：2007年，中国猪肉价格飞涨，而同期德国的猪肉价格却远低于中国。原来，德国政府给每头猪补贴大约30欧元（折合人民币312元）。仅这一条，德国猪肉价格就没有涨上去的理由。而国内的养殖户，养一头猪的税费加起来就达80元左右。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之高，服务之系统、周到，常常令我感叹不已。有这样系统的保障和严格的法律，谁敢轻易去炒作农产品呢？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哪个更高，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之下，中国投机者炒作农产品的风险之小、利润之高，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和投机者不劳而获、不劳而暴利的畸形分配机制，一方面导致了财富分配机制的扭曲，一方面导致了粮食生产动力的萎靡。
    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我国的农业却常常受到工业的挤压，最典型的当属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由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太低，导致农民的积极性受挫，在一些地方，土地撂荒比例甚至在20%以上。
    显然，这种现状降低了投机者的风险，是他们敢于炒作农产品的根本原因。倘若农民种粮、养殖得到更多政策扶持，获取更多收益，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产品这种随处可见、储存成本又高的东西，谁敢轻易去炒呢？   
    因此，粮价上涨的根源，乃是国内粮价向国际粮价寻求对接的直接结果。中国的粮食问题不在于价格上涨速度的快慢，更在于整个粮食生产体系动力的缺失。当然，货币的飞速膨胀也是最重要的推手。要想抑制粮价上涨，一方面要必须收缩货币供应量，从源头上减小流动性，另一方面，必须给农民更多补贴和服务，让农民得到更多的收益和鼓励。如此，才能真正消除农产品的投机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