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07 | 刘纪鹏：《财经》杂志，悠着点（之二）

作者:admin 日期:200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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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是我在2002年元月读了《财经》杂志刊登的两篇署名文章之后写成的。今天看来，文中不乏当时年轻气盛、文人气短之刻薄语言，但我既然在上篇博客中提到要发表这篇文章，就应尽量忠实原文，无论读者是褒是贬，均应坦诚面对。之所以重提这段历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命运多桀的中国股市不要再重蹈旧辙，绝无其他。

刘纪鹏：《财经》杂志，悠着点（之二）

二零零二年元月三日

一

《财经》杂志，以揭露股市黑幕著称，不管是基金黑幕，还是银广夏黑幕，所向披靡，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近两期财经杂志连续刊登了张某某署名且配照的杂文，一篇题目叫《故事都不会编》，另一篇为《别闹了，股评博导和教授》，两文语言之刻薄，实为近年之罕见。

在《故事都不会编》一文中，张文一开头就直奔主题，谈到2001年股市大辨论，形容第一次是“五人帮”声讨“赌场论”，第二次则是“海归派”与“土鳖派”之争，“五人帮”之说无疑来源于“四人帮”，其典故众人皆知。而其在“海归”与“土鳖”的用词上也煞费苦心，把“本土派”叫做“土鳖派”，见诸文字的，只其一人，而言“归”不言“龟”，足见其“龟”之情结。

若仅是《故事都不会编》一文，也就罢了，但其人又写了一篇题为《别闹了，股评博导和教授》的杂文更杂，提及“最近股评教授和博导的表现已注定成为2001年中国股市最妖艳的‘秀’，最近在‘资本市场规范与发展研讨会’上（注：这是一次由北大金融证券研究中心和人大金融证券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会议），据说被称之为多方的股评教授又云集发炮，本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就与娱乐圈近似，不露脸不搞笑就难受，可最耐人导味的是，他们强调这不是简单的学术讨论，而是要影响市场影响决策层。好一副醋意盎然的争宠嘴脸！”

鉴于笔者参加此会，且这番导致“醋意盎然争宠嘴脸”的观点正是笔者所言（但笔者的原话是：“因为理论会影响政策，影响市场，影响决策层。”）这就逼得本人不得不写这篇不伦不类的杂文。

在该文中，张还写道：“上海某大学的一位股评博导受此热闹‘煎熬’，也忍不住凑趣，他要状告财政部对20年期国债不准回购的规定”，“这位博导投机心切，却选错了案例”，这是指谢百三教授。财政部原通知和现规定不协调，给投资人造成损害，谢教授给财政部提个醒，又有何不好？以致遭“煎熬”一词煎熬。

二

《故事都不会编》一文的用意并不在“归”、“鳖”用词的良苦用心，而是作者认为许小年的“推倒重来”是“有人设的靶子，并怀疑设靶的人用心不但良苦，而且险恶，明显是把对手置于绝境。”这一来问题就严重了，是否真有如此恶人恶语嫁祸许小年呢？嫁祸的目的又何在？小年的文人气度又怎能忍受这不白之冤，一声不吭呢？看来大有细查之必要。

从文字上看，关于许小年“推倒重来”的披露最早是2001年10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题为《革命性调整，券商遭遇猝死危险》的新闻报道，文中提到9月份许小年主笔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题目是《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文中提到当时的股市暴跌是一场革命性的调整，当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点，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的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市场，如果发生股灾，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的民营部分不会遭受很大冲击，券商破产、倒闭，由于其并不具备银行信用的放大效应，也不会涉及国家信用，影响不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调整有推倒重来的意味。

不知张是否读过此文？如果读了此文，还看不出“推倒重来”的含义，那我愿再给你讲个故事。

许小年1994年从美国阿姆斯特学院回国，从1994年8月到1995年8月在笔者所在的北京标准咨询公司工作了一年，并被聘为副总经理，应该说彼此是熟悉的，不仅工作配合得不错，就学术观点交流来说，也是充分的，如他帮助论证笔者提出的北京STAQ系统的法人股市场，那期间并未有过对中国股市所走的道路有过激的观点。

去年10月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开了三次有专家和新闻媒体参加的关于国家股减持的会议，第一次，我和他坐在一起，许小年谈到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应顶住来自市场的压力，中国股市的问题，软着陆是不可能的，崩盘又怎样？记得我当时在会上对主持会议的一位证监会副主席半开玩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无论如何不能听小年的，市场崩盘，证监会干什么？至少我还希望你干几年。”我后来问他：“崩盘以后怎么办？”他说：“重新再来。”我又说：“怎么能在这个会上讲这样的话？”他回答：“这不是内部会议吗？”我又说：“你没看到三大证券报都有人在吗？”

第二次会议，许小年在会上还是坚持他的崩盘观点，认为台湾股市从10000点跌到4000点也没什么。我回应说：“你难道没看到台湾资本外逃到大陆导致的不稳定？”他说：“台湾的不稳定是失业造成的。”问题是资本都跑了，空壳了，能没有就业问题吗？

第三次会议，我一见到他就提及《21世纪经济报道》的那篇文章，并对他说：“看来你还是把你的观点对外说了。”他显然还没见到这篇文章，十分窘迫，并说：“记者瞎写。”我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并对在场的新闻界说：“新闻报道一定要属实，这样重大的问题，许小年说他并没这样讲。”接下来我批了“推倒重来”的观点，由于许小年在我开始发言后出去了一下，那位主持会议的证监会副主席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人家出去了，你就不要说了。”我回应说：“又不是我趁他不在发言，难道他出去，我还不能讲吗？”凭我和他的关系，还不至于下落到发动“厕所政变”的地步。许小年回来后，我将一份与会者给我的报纸递给了他，并说，我已批了记者瞎说。会后，他把报纸还给我，一声没吭。

这个故事能让张常务相信吗？你是《财经》杂志的专栏作者，他是经常撰稿人。许小年那篇关于中国股市像巨大的老鼠会的文章也是发表在《财经时报》上，想必彼此是认识的，你可以去问他。再之，谁人不知《财经》杂志的侦查力量甚强，这揭黑幕、露隐私的活儿样样都难不住，怎么就查不出个“推倒重来”的来龙去脉呢？怎么就认准了是瞎编故事呢？

建议从《21世纪经济报道》那篇题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入手，要么找找那位记者刘冬，要么问问许小年本人，凭《财经》几乎每期都有许小年文章之交情，应该可探出个虚实。若最后“推倒重来”真如你之所料，是子虚乌有，就应请许小年站出来澄清此事，将“推倒重来”彻底推倒。若其能再发一篇追究责任的文章，必要时诉诸法律。《财经》则可再爆黑幕，引出2002年最大新闻，实现既帮朋友洗冤，又兼达改半月刊以来制造新卖点再创辉煌，一石二鸟之目的。

三

这两篇杂文的要害并不在于上述种种用词和编故事，而在于其表达观点背后的实质。

　　首先，《故事都不会编》一文的导语中写道：“那些老爱以国情说事的人是不是由于总在谈论国情，最后国情真的变得很重要了，这种自我预言或心理暗示是许多事或人一直走不出怪圈的重要原因。”充分流露其天真无邪的海外赤子之情。

　　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你：国情真的很重要，无论是中国的革命还是建设，从毛泽东至邓小平都倡导的是实事求是，而这一原则的最大基础就是实际国情，中国改革开放之大方略的制定也主要是宥于国情，中为体，洋为用是必须遵守的准则，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若干年，至少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之前，还将如此。国情不是由于人们谈论得多才重要，而是确实很重要，敢如此嘲弄国情的人也只有文革中出生，且在《财经》族这样声誉显赫的刊物工作的青年后生敢为罢了。

　　其次，在《故事都不会编》一文的结尾，作者又写到：“最后，我仍要提醒投资人，不要经易地被所谓市场‘转暖’迷惑……。”而在《别闹了》一文的结尾，张煞有介事地说：“看来，只要有利益在，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是难免的，不管是华尔街还是深沪股市，问题是我们真还得留个心眼儿。”

　　我真的不明白，中国股市去年下半年以来如此长期低迷，走出了与大好宏观形势背道而驰的行情，如今转暖又有何不好？

　　这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者又是谁？是“五人帮”？“妖秀”表演者？还是耐不住“煎熬”的博导？而这年头最有利又有效的棒打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给那些观点不同的人扣上利益集团的大帽子。

四

　　之所以违背我一直恪守的不与人争论和不写杂文之文风，站出来写这篇文章，除了听不得尖酸刻薄的嘲讽与臆断外，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目前，中国股市十分脆弱，投资人的信心严重不足，究其原因，是三个没底：1、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的作假心里没底。凭心而论，从当初指标额度制上市、号召投资人为国企脱困服务到今天却发现原来在为一个又一个“骗子公司”作嫁，投资人何罪之有？2、对股市政策没底。海外股市何来忽而查违规资金，忽而为筹集社保基金减持国家股等政策？政府暂停这些政策，许小年反倒说政府干预了市场，公理何在？3、对股市理论没底。十年股市好不容易解决了公有、私有之争，又来了个“赌场”和“老鼠会”之说，这在强调“以德治国”的今天，投资人若再落个赌徒、不法之徒该如何是好？这和中国股市新文化理论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不无关系。这“三个没底”是当前人们对中国股市丧失信心的症结所在。

　　可中国能没有股市吗？中国股市能不发展吗？既然建了它又离不开它，就应善待它，对它与生俱来的问题和后天发生的坏毛病要客观地进行分析，揭露个别丑恶现象是为了完善和发展这个市场。既要在股市作为虚拟经济会产生资本泡沫的本质特征下承认它，就不能置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于不顾而一昧站在对立面打击它。中国未来的经济不能没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我国未来市场经济的生命之源，我们必须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市场。

　　只有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才能重建人们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必须指出，股市的起落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应人为做多，但也不能人为“唱衰”。当人们在经历了2001年股市由政策导致的巨大波动后，股市自然转暖是人们恢复信心的前提，必须用科学、艺术的方式处理好规范、稳定、发展三者关系，在稳定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第二，众所周知，《财经》族的一报一刊均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所属。“联办”由一批海外归来的金融学子和投行人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创办，它先后参与并设计深、沪交易所，创办北京STAQ系统，实现国债从行政摊派到市场化的承购包销及法人股市场，在监管体制上提出“银证分离”，组建中国证监会的设想，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办人。而这些工作得到了张劲夫、姚依林、周建南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经叔平、刘鸿儒、傅丰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培养了一批中国证券界优秀人才。而我从1989年底到1994年初也在“联办”研究部工作，也算“联办”的“老人”了，虽不是“海归”，却能和海归人士互相学习，和睦相处，在交往中获益匪浅。如果说“土”，那确实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一种乡土情结，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看着它长大的，对其成长也作了一份贡献，但绝不是“土鳖”。

　　“联办”直属的刊物无情揭露证券市场丑恶现象的风格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下去，但前提是爱护这个市场，把握好规范、稳定二者关系，切忌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更不能违反“联办”“大家联手办事”的传统精神和新闻媒体的一般准则，客观反映各方观点并力求做到“三公”，而不能带有某种偏见或明显的倾向性。《财经》要做中国股市的“啄木鸟”，真诚希望《财经》能茁壮成长，一路走好。但不能在揭露这个市场的阴暗面时，对任何唱空的观点，哪怕是“崩盘论”和“推倒重来”也视而不见。而对唱多的观点则象一根棍子，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棒打，就有失偏颇了。若再加上以个人恩怨好恶，拉一派打一派，写文章用“利益集团、阳奉阴违”之类的尖酸刻薄语言刺激他人就更不好了，如 “五人帮”之说所指的厉以宁、董辅　、萧灼基等老师，他们和吴敬琏老师一样，历史上都曾支持过“联办”，自1991年后开办的每年一届的“联办论坛”，他们都曾做过“经典发言”，而联办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的议案也是通过他们之手送交人大的。

　　第三，写此文若仅是批评一下《财经》，斗斗嘴，并没什么。但被逼无奈，不得不讲了与许小年过往的故事，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可在这样一个事关中国股市发展前途的原则问题上，只有弃个人私情，保资本市场之大义，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谁，不管是领导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这是唯一的选择。

　　许小年若是一个纯粹学者也就罢了，但其观点必然涉及中金公司，中金公司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在中国入世之后，搭建中国本土的投行平台是我们实现金融领域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人们对中金公司寄予厚望，它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因此，人们理解中金公司靠其优势“端起碗来吃中国资本市场的肉”，但绝不接受它“放下筷子，就来骂中国资本市场的娘”。

　　吴敬琏老师批评中国股市 “连赌场都不如”，并获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两届“年度风云人物大奖”。可你许小年就不同了，你现在已不是美国阿姆斯特大学的教授，而是代表中金公司，不仅自己要买股票（自营），而且还要劝别人买股票（代理），不然又如何获得2001年中国券商的桂冠？屁股已经坐在中金公司的物质基础上，脑袋却还停留在阿姆斯特大学的学者精神中，又怎么行呢？人们容忍吴老师，说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却不容你说股市象“老鼠会”不干净，要推倒重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第四，理论对政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政治家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其偏爱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学家会影响市场，影响政府政策，这绝不是什么争宠，而是他们的天性。以2001年来说，中国股市的行情扑朔迷离和多变，谁又能说离得开政策呢？而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谁又敢说没有强力挤压泡沫的理论支持呢？其实海外资本市场也是如此，特别是著名投资银行之间的实力较量，归根到底，是其对市场的判断分析能力和影响市场、政府的能量，而这一能量的释放更多的是通过其首席经济学家之口和研究部门之手来完成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记得只有美国一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到了，尽管事前并不被人们重视，但事后却身价倍增。各大投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吃的就是这个，而这一问题在政策市特征明显的中国，能量大的经济学家则是通过影响政策来实现预测市场的目标。

　　一将成名万骨枯，股市进一步下跌甚至崩盘，在国情色彩浓厚、政策导市明显的中国是可能发生的，应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许小年是要坚持自己观点的。正因如此，从中国股市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由于“三个没底”，确有跌到1000点以下的可能，到那时，人们对“崩盘和推倒重来”也许会有新的认识。而我除了会悲愤地向许小年表示敬意外，还将选择“离家出走到海外深造”的实际行动。

　　第五，必须强调的是，将个别人的观点定义为“海归派”观点，将股市大讨论说成是“海归派”与“本土派”之争，并把关系形容得如此之尖锐，我是极不赞成的。我曾经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未离开过“海归派”的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是如此，联办所走过的历程就是“海归人士”对中国改革作出突出贡献的明证，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在中国改革第二个20年，我们亟待在政府和企业改革各环节加快和国际规范对接，海外回来的人士对国际规则更加熟悉，他们将在中国入世后的改革开放阶段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入世后，国家经济将日益取代国有经济，本土经济将日益取代民族经济，不论海龟土鳖，大家都是本土派，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顺应潮流。大家团结起来，早日让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早日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实现国际化。

　　结束语：文章写完了，在哪儿发呢？想来想去，还是首选《财经》，一来是《财经》自创办以来一直向我赠阅，聊表谢意；二是细读本文，可见对“联办”的感情和《财经》绝无恶意。重要的是，《财经》的风格、胡舒立主编的魄力，刊登此文是可能的。当然，稿酬可以不付，但文字一个也不能少。

　　参考目录：

　　1、《故事都不会编》－－2001年12月5日《财经》第49期

　　2、《别闹了，股评博导和教授》－－2001年12月20日《财经》第50期